3月7日，財政部長肖捷兩會記者會上表示，中央近年將進一步進行“結構性減稅”，為企業減負3000億，同時也在進一步征集個稅的改革建議和方案，一些事關家庭生計的專項支出可能納入扣除項目。在當前的背景下，為企業減稅降費的意義何在？企業承受的“費”多表現在哪些方面？為何要降低“五險一金”的繳費標準？
　　
　　直接降低稅率是更好的選項
　　
　　記者：今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要對企業減稅降費。財政部肖捷部長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明確表示，將在去年“營改增”為企業減稅5000億的基礎上，今年再計劃減稅3000億。在當前的全球競爭格局變動劇烈和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為企業減稅降費的意義是什么？
　　
　　馮興元：減稅是為了給企業減負，在我國經濟增長趨緩的新時期，各種途徑的減負均很重要，包括對企業減稅。無論減稅的實際效果有多大，它說明了政府對企業負擔有了越來越明晰的認識，也體現了政府對減稅的決心和行動。減稅分兩種，一種是通過推行稅制的轉型，比如“營改增”來實現減稅，另一種是直接降減稅率。前一種減稅幅度需要依賴測算。這種測算的減稅程度容易與經濟增速減緩導致的稅收收入增速減緩糾結在一起，實際減稅效果的透明度較低。這樣就容易造成一些企業家的不理解。如果真要減稅，第二種方法更好。也就是不如直接把檔次為17%或者更低一級檔次的增值稅率直接降減幾個百分點。這種減稅就會一清二楚，看得見摸得著。企業家們會由衷感激。
　　
　　總之，政府通過稅制轉型來測算減稅額，其效果不如直接降減稅率。至于直接降減幾個百分點的稅率，到底能夠減少多少稅收總額，其實也不重要。各個企業關心的是自己的稅負。如果每個企業都感到稅負降低，也就減少了抱怨的聲音。
　　
　　另外，對于正常經營的企業而言，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承受一定的稅負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費率問題、融資問題、債務問題以及經濟周期的影響問題等等，就會使得民營企業無以為繼。如果處在整個經濟下行，制造業轉型壓力大，產品價格下降，稅收、工資、社保、融資、債務以及中間消耗品成本均上揚或者總體上增加，那么這些不同成本中的任何一種成本的繼續上升，有可能成為最后一根稻草，壓死民營企業這個駱駝。由此看來，在經濟下行，企業成本壓力增大的時候，政府尤其需要通過減稅、減費和降其它生產成本來提振民營企業的活力。
　　
　　記者：肖捷部長也明確談到了要進一步清理規范服務性收費的同時，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的繳費比例。
　　
　　馮興元：正如上面談到的，“五險一金”占用工成本的比例是很高的。現在經濟在繼續下行，外部需求不振，中國進出口總額在下降，很多企業日子難過，制成品價格在下降，費用再上升，部分行業“營改增”之后稅負可能沒有下降，反而提升，比如宗慶后的飲料業可能就是如此，宗慶后自己認為自己的企業“營改增”之后稅負上升。李煒光教授調查的12家建筑業企業反映，11家稅改后稅負上升，只有1家大致不變。政府無論是在收稅和收費方面都在加強力度。“五險一金”本來標準就高，如果較前嚴格執行，社保負擔與其它企業負擔一起算，很可能就超出企業可以承受的負擔能力。企業用工本來是企業主和雇員之間的自愿契約。
　　
　　不需要政府專門用法律來規定很高的社保標準，規定的標準越高，執行力度越大，企業的用工意愿越低，越是不利于實現更多的就業。企業負擔過高，也容易造成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其結果誰都是輸家，包括政府，企業主和雇員。正因為如此，今年政府決定繼續放低社保的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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